李慎之從馬克思主義者，向自由主義者的轉變，在中共歷史上，意義非同小可。他是中共建政以後，以合法形式亮出自由主義的旗幟，跟黨國分庭抗禮的第一人。在80年代，黨內的知識份子，還只是宣傳自由主義的主張，而不是把自由主義，作為跟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博奕的思想體系來提倡。而且這些人很快就被踢出黨，甚至被迫流亡海外，言論無法在中國合法傳播。而李慎之是在中國公開、全方位地掙脫馬列主義的框架，將自由民主作為奮鬥目標，公開打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應者雲集的黨內民主派領頭人物。
當然除了李慎之，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中堅力量，還包括李銳、李普、朱厚澤、杜潤之、胡績偉、何家棟、何方、杜導正等人。他們在1998年後，定期聚會、交流思想，通常是一個月一次。趙紫陽主政時的老部下，像是田紀雲、任仲夷、安志文等人，偶爾也會在適當時候，呼籲民主改革。這些直到遲暮之年，才徹底覺悟的共產黨人，終於告別馬列主義跟黨國體制，熱烈擁抱自由主義跟民主憲政，轉變成為自由主義者。他們或是單刀直入、或是集體發聲，為淪陷區的民主化，貢獻了肺腑之言。
他們有幾次集體發聲，特別引人矚目。2005年5月4日，李銳、胡績偉等人聯名發表，《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一文，可以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宣言。文章的主題是，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提出「民主革命在政治領域的首要任務，是改革政治體制，肅清專制主義，建立民主、法治、分權制衡、具有健全的監督機制的政治制度。」
2006年2月14日，公開發表《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嚴正指出只有極權制度，才需要新聞管制，中宣部近年來一再封閉、改組深受民眾喜愛的嚴肅報刊，是嚴重的越權違憲之舉，要求立即全面恢復「中國青年報」旗下的《冰點》週刊，並儘快出臺《新聞保護法》，保障新聞媒體的職業權利。
整體而言，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在胡、溫時代就已經實現了三個突破，突破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框架，皈依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突破了民族主義，以及集體主義的思想樊籬，將個人權利為本位的自由民主，確定為最高價值；突破了一黨專政的政治局限，熱烈擁抱了憲政民主。他們的思想深度遠遠超過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黨內民主派，他們跟胡錦濤時代的互動，也是很頻繁，而且有一定成效的。
胡錦濤時代的黨內民主互動
在「六四」以後，領導「核心」江澤民，沒有力量完全封殺政治改革的言論，但卻有效地把它束之高閣，將全黨帶入了「悶聲發大財」的時代。鄧小平死後，被軟禁的趙紫陽上書，要求平反「六四」，重新啟動政治改革，江澤民的直接反應是加強對趙紫陽的軟禁、不准他會見任何客人。
2003年，中共十六大以後，上臺的胡錦濤、溫家寶， 他們在毛澤東時代，接受了史達林主義正統的教育，也在社會底層親身體驗極權主義帶來的災難；他們躋身黨國權貴的權力頂峰，又因為出身平民家庭，多少保留著平民的情懷。所以上臺以來，胡、溫所表現出來的，是令人困惑的左右搖擺，或者說是兩面性。
在治國方面，胡、溫創造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思想，明顯地向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人道主義靠攏。在施政方面，也跟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產生了某些良性互動。胡錦濤上臺之初，就向黨內的民主派示好，專程拜訪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並對李銳提交中共十六大的《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表示讚賞。
「胡溫新政」也包含了，對黨內民主派關注的社會熱點，作出了積極回應，像是在2003年，抗擊「非典」裡面，雷厲風行地查辦瀆職官員，鼓勵新聞公開報導；在「孫志剛事件」裡面，擺出依法治國的姿態，廢除了侵犯公民自由的「收容制度」，後來還修改憲法、寫入「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條文；安排公開紀念蒙受冤屈的胡耀邦逝世十五週年活動，允許一些黨內民主派人士參加；也讓中國青年報《冰點》迅速復刊。
遺憾的是，走上權力高峰的胡、溫，對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基本政策主張，還是排斥跟壓制，維持著黨國傳統的統治方式，壟斷政治資源、全面管制媒體、並對黨內外異見進行嚴厲的打擊。儘管在他們任內，樹立對黨內元老，網開一面的開明形象，但絕不允許政治上的直接挑戰，讓黨國權貴跟黨內的民主派，沒有機會進行深入的思考跟討論，在諸多重大問題上，無法達成相互瞭解跟共識。
當歷史走到了「定於一尊」的習時代，習近平透過反腐運動，打擊了許多黨內的潛在對手，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強化了對黨內的控制，削弱了地方跟其他派系的權力。而毫不留情的整肅《炎黃春秋》雜誌，可以看出習近平跟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關係，只能用水火不容來形容了。
《炎黃春秋》是一本文史類的綜合中文月刊，在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蕭克等人的支持下，在1991年7月1日創刊，按照社長杜導正的辦刊方針，《炎黃春秋》在歷史問題上，遵循中共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理論、方針上遵循八二憲法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對待歷史人物的評價上面，主張不虛美、不溢惡的精神，實事求是地作出客觀評價。
經過長期的博弈，《炎黃春秋》跟中共官方，達成了不刊登八個方面內容文章的協議，也就是所謂的「八不碰」，包括：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六四、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多黨制、法輪功、民族宗教問題、憲政。除此之外的內容都可以刊登。但實際上除了「八不碰」，並不是所有內容都能刊登的，中共還是經常提出一些文章，觸碰到了底線。每期20篇左右的文章，經常被指出有三四篇，甚至七八篇「違規」。
《炎黃春秋》的主張，代表了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體制內的自由派所主張的改良道路，代表了中共黨內溫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共由一個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執政黨，以最小的社會代價，完成中國的現代文明轉型。這種主張能夠避免，透過「革命」方式變革社會，帶來大規模的政治動盪，從而引起社會失控的風險跟代價。這不僅是中國的有識之士，基於歷史經驗的普遍共識，應該也是全世界樂意看到的，畢竟中國失控帶來的混亂，對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
《炎黃春秋》由創辦到停刊，剛好歷時了25年，經歷了江時代、胡溫時代、習時代。這三個時代，官方對媒體的手段跟程度不一。江時代，尤其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出「誰不支持改革，誰就下臺」的談話之後，江澤民全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於毛派反對市場經濟，經常向中央上萬言書，阻撓市場經濟，反對中共加入世貿組織，江澤民還曾經下令查封了兩個極左雜誌《中流》跟《真理的追求》。在江時代，對媒體的控制比較寬鬆，一批市場化媒體乘機崛起，像是南方報系的《南方週末》跟《南方都市報》。胡溫時代，對新自由主義開始打擊，但市場化媒體已經發展壯大，仍然能佔據主流，胡溫個性比較溫和，對媒體沒有下狠手。
但到了習時代，中國的媒體，開始變得血流成河、哀鴻遍野。從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開始，習近平就表現出以強力手段，來管制媒體的傾向，他屢屢放話警告全黨：控制輿論是一場上甘嶺戰役！上甘嶺是抗美援朝戰爭裡面，最慘烈的一場戰役，習近平表現出以強烈的戰爭方式，來消滅不聽話輿論的思維。
新生的中共黨內民主派
當我們回望歷史，在中國一直有一批仁人志士，當他們最初參加中共的時候，黨告訴他們說，議會民主是體現「資產階級」利益的虛偽民主，只有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他們深信不疑。當「人民民主專政」，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他們才逐步認識到，「人民民主專政」裡面的專政，是貨真價實的專政，民主則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沒有憲政民主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黨國體制的同義詞，沒有也不可能給人民，帶來自由跟幸福、沒有也不可能讓中華民族，躋身於世界文明先進民族裡面。
如果將中共政權跟晚清作一個類比，鄧小平是「一黨專政為體、經濟發展為用」的洋務派。胡耀邦、趙紫陽仰慕憲政民主，卻因推行政治改革而被清洗，相當於梁啟超、康有為的維新派。如果習近平不思進取，繼續走「一黨專政為體、經濟發展為用」的老路，甚至開文革的倒車，滿清王朝的覆沒就是前車之鑒了。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是中共的黨國極權體制，讓從青年時代就走上仕途，接受單一「黨文化」教育的中共官員，從有限的資訊管道裡面，得到片面跟扭曲的資訊，進而形成狹隘的知識和信仰，破壞自身正常的思維能力，雖然思想轉變難度極大，但也不是不可轉圜的，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中共黨內民主派人物了。像是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思想轉變其實也很晚。他到了中央工作以後，有機會得到更多的資訊，思想才突飛猛進，依靠「新思維」讓蘇聯告別一黨專政，成為名垂千古的人物。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雖然是馬列主義餵養大的，但他們還是成為黨內民主派的先驅。
歷史的新陳代謝規律不可改變，比習近平更年輕的一代，他們出生於改革開放以後的80年代，正在快速成長為中國新生代的中堅力量。有足夠的機會，接受自由民主的新思想跟新知識，從人性跟理性兩個角度說，他們極有可能，會踏著民主先輩們的足跡，順應歷史潮流，放棄一黨專政的特權、促進中國向憲政民主的轉型。在民主轉型中再生，還是在專制守舊中崩潰，就在新生代的中共黨員們的一念之間。(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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