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語境中,「攬炒」與「最後一代」這兩個概念彷彿遙相呼應地浮現於不同的地理與制度背景。表面上,它們源於截然不同的情境,一個是來自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的激烈抗爭口號;一個則是中國封城期間無力而冷靜的日常對話。激烈與冷漠看來是一個相反的概念,但深入分析便可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種情緒的變體,那就是對未來的否定、對體制的絕望,以及對主體性殘餘空間的掙扎。
兩種表述一種未來
「攬炒」一詞在香港出現於2019年的街頭。它既是一種戰略語言,也是一種心理宣言。「攬炒」即「攬住一起死(同歸於盡)」,不只是破壞性的威脅,更是一種理性的算計——當制度無意改革,和平手段無效,「同歸於盡」便成為弱者對強權最後的對價。
這並非單純的自毀,而是一種訴諸「提升代價」的策略意志,是希望透過極端手段打破僵局的政治動員語言。這樣的語言,有著強烈的主體性,即便其後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相比之下,「我們是最後一代」一詞出現在2022年上海封城的背景中,表面冷靜,語氣近乎順從。但這句話的震撼力在於它的絕對性與終結性。在被公安帶走前,一位市民面對盤問時淡淡地說出這句話,不是抗爭,不是辱罵,而是對體制未來的否定式結語。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一種把身體從國家機器抽離的微型反叛。拒絕繁殖意味著拒絕延續,意味著對民族敘事、國家發展、家庭倫理的徹底退出。這不是政治動員的語言,而是生存哲學的轉向。
殊途同歸
這兩者之間的異同,實際上構成了一場關於語言與絕望的對話。在香港,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讓青年得以用激進語言表達對制度的控訴;而在中國,強力維穩與言論審查的情境下,群眾就只能選擇將抗議折疊進日常語言與身體決策之中。然而,看似對立的兩者其深層意義卻驚人地一致,一種來自世代剝奪與前途幻滅的共同絕望,以及對個人努力與社會回報失衡的結構性認知。
這些語言並非純粹厭世的產物,也不是對「生活」的逃避,而是對「有意義的生活」的重新定義。當青年選擇不結婚、不生育、甚至受夠了「996」而不拼搏,他們其實不是「懶惰」或「自私」,而是在用退出的姿態,抵抗制度對於「成功」與「責任」的單一敘事方式。
無論是「攬炒」還是「最後一代」,都不只是情緒發洩,更是語言層次上的政治行動,一種在高度不平等社會裡仍企圖保留主體能動性的方式。
港中青年的掙扎
「攬炒」與「最後一代」不只是地區性的現象,而是一場世代共感的政治表態。當社會的未來想像不再由人民共同書寫,而由少數權力與資本決定,當個體被迫在「服從」與「退出」之間二選一,那麼,這些語言,無論是高聲喊出還是低聲吐露,都成為時代真實情緒的見證。這場來自香港與中國的雙重表態不是一場簡單的投降或失敗,而是一種世代在瓦礫中尋找尊嚴的掙扎。或許我們無法即時回應這些絕望,但我們必須記得,語言的出現從來不只是敘述現狀,而是揭示何處出了問題,理解「攬炒」與「最後一代」,便是理解這個時代真正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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