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語境中，「攬炒」與「最後一代」這兩個概念彷彿遙相呼應地浮現於不同的地理與制度背景。表面上，它們源於截然不同的情境，一個是來自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的激烈抗爭口號；一個則是中國封城期間無力而冷靜的日常對話。激烈與冷漠看來是一個相反的概念，但深入分析便可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種情緒的變體，那就是對未來的否定、對體制的絕望，以及對主體性殘餘空間的掙扎。
兩種表述一種未來
「攬炒」一詞在香港出現於2019年的街頭。它既是一種戰略語言，也是一種心理宣言。「攬炒」即「攬住一起死(同歸於盡)」，不只是破壞性的威脅，更是一種理性的算計——當制度無意改革，和平手段無效，「同歸於盡」便成為弱者對強權最後的對價。
這並非單純的自毀，而是一種訴諸「提升代價」的策略意志，是希望透過極端手段打破僵局的政治動員語言。這樣的語言，有著強烈的主體性，即便其後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相比之下，「我們是最後一代」一詞出現在2022年上海封城的背景中，表面冷靜，語氣近乎順從。但這句話的震撼力在於它的絕對性與終結性。在被公安帶走前，一位市民面對盤問時淡淡地說出這句話，不是抗爭，不是辱罵，而是對體制未來的否定式結語。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一種把身體從國家機器抽離的微型反叛。拒絕繁殖意味著拒絕延續，意味著對民族敘事、國家發展、家庭倫理的徹底退出。這不是政治動員的語言，而是生存哲學的轉向。
殊途同歸
這兩者之間的異同，實際上構成了一場關於語言與絕望的對話。在香港，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讓青年得以用激進語言表達對制度的控訴；而在中國，強力維穩與言論審查的情境下，群眾就只能選擇將抗議折疊進日常語言與身體決策之中。然而，看似對立的兩者其深層意義卻驚人地一致，一種來自世代剝奪與前途幻滅的共同絕望，以及對個人努力與社會回報失衡的結構性認知。
這些語言並非純粹厭世的產物，也不是對「生活」的逃避，而是對「有意義的生活」的重新定義。當青年選擇不結婚、不生育、甚至受夠了「996」而不拼搏，他們其實不是「懶惰」或「自私」，而是在用退出的姿態，抵抗制度對於「成功」與「責任」的單一敘事方式。
無論是「攬炒」還是「最後一代」，都不只是情緒發洩，更是語言層次上的政治行動，一種在高度不平等社會裡仍企圖保留主體能動性的方式。
港中青年的掙扎
「攬炒」與「最後一代」不只是地區性的現象，而是一場世代共感的政治表態。當社會的未來想像不再由人民共同書寫，而由少數權力與資本決定，當個體被迫在「服從」與「退出」之間二選一，那麼，這些語言，無論是高聲喊出還是低聲吐露，都成為時代真實情緒的見證。這場來自香港與中國的雙重表態不是一場簡單的投降或失敗，而是一種世代在瓦礫中尋找尊嚴的掙扎。或許我們無法即時回應這些絕望，但我們必須記得，語言的出現從來不只是敘述現狀，而是揭示何處出了問題，理解「攬炒」與「最後一代」，便是理解這個時代真正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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