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2025年4月15日，罷免執政黨李立委的領銜人宋建樑，於前往台灣新北地檢署時身著印有納粹「卐」符號的臂章、手比納粹敬禮，並手持希特勒著作《我的奮鬥》，此舉迅速引爆國內外輿論。早在今年1月，美國科技大亨、現任美國總統高級顧問的伊隆馬斯克，便於公開場合做出疑似納粹舉手禮的手勢，已引起對文化符號敏感度的爭議討論；如今宋建樑事件，再次提醒我們：符號本身並無善惡，但若在不合時宜的時地公開使用，便會成為政治武器，甚至釀成國際笑話，並對受難民族造成二次傷害。
納粹敬禮與「卐」符號，源自20世紀初為納粹德國使用，隨著時間流逝與世代交替，這些符號早已成為種族優越、極權暴行與大屠殺的象徵。二戰結束後至今，已成為全球範疇內的禁忌——在德國、《刑法》第86a條明文禁止其公開展示，違者可處以罰款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唯教育、藝術等少數用途得以例外豁免。這段歷史創傷，讓「納粹符號」永難與原始的羅馬式敬禮或宗教意涵切割，成為人類共同的傷痕記憶。
正如馬斯克的手勢，因其全球領袖身份而被放大，宋建樑作為此次在野政黨罷免代表之一，其行為更具政治意圖與象徵意義。德國在台協會已公開譴責宋氏「無恥的行為」，強調納粹象徵「對人類的鄙視與迫害」，並警示此舉是對大屠殺受難者的極大冒犯；外交部亦發布新聞稿，重申納粹符號在多數國家被厭惡與禁止，呼籲國人避免採取這種傷害他國人民感情、破壞中華民國整體形象的表達方式。
以色列駐台代表指出，「納粹標誌象徵仇恨、種族歧視與極端暴力，對曾遭納粹迫害的倖存者及其後代造成深切傷害」，並對此事件表達「深切關切與強烈譴責」。此番國際譴責，不僅讓個人形象破產，更對台灣與歐盟、以色列等夥伴國的民間與政府互動投下陰影，信任成本急遽攀升。
此時，台灣地區的罷免連署已因「死亡連署」與「偽造文書」問題引發爭議，此舉更讓執政黨質疑在野黨「是否成為納粹黨？」因此不當使用符號的示威行為，不僅進一步模糊罷免議題焦點，更打擊公眾對民主程序公正性的信任，也為社會分裂火上加油。
從此次事件，可以看出以下兩點：
1、自律不足。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因其社會影響力遠高於一般人，理應遵守更嚴格的自律規範。然而，不論是馬斯克於川普總統就職典禮上的舉手禮，或是宋建樑戴納粹臂章並行敬禮，兩起事件都顯示出，當事人對自身形象與符號意涵的敏感度嚴重不足。充分暴露出部分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使用符號前，缺乏自我約束能力。尤其是當今資訊傳遞飛速的環境下，任何一個不當手勢或配件，都可能在數小時內被放大、解讀、批判。
2、對過去歷史及後續的文化影響一知半解。在多數歐洲國家，納粹符號的公開使用早已被法律嚴格禁止。誠如前述，德國《刑法》第86a條的立法，正是基於對歷史創傷的深刻反省，旨在防止極端主義符號的再生產。而台灣地區，早在2016年就有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變裝秀中扮演納粹軍團，並製作納粹旗幟與坦克模型，隨即引發以色列駐台辦事處與德國在台協會的強烈譴責，校方與教育部最終被迫道歉並檢討教學疏失。甚至使台灣在Ipsos MORI「全球無知指數」調查中名列第三，顯示社會對重大歷史符號的理解明顯不足。
這些案例都顯示出，台灣在中小學教育及社會大眾教育上，對二戰與大屠殺歷史的課程深度與廣度，尚未跟上國際標準。缺乏系統性的歷史教育，不僅讓符號意義被誤用，更可能在關鍵時刻演變為國際醜聞或外交危機。符號與標誌的力量，在於其所承載的歷史與文化意涵，而非單純的外在形式。納粹符號的公開使用，無論出於無知還是刻意挑釁，皆無可避免地喚起人類史上最沉痛的記憶，並在國際社會中引發強烈反彈。
宋建樑事件不僅暴露了個人在歷史認知與公共自律上的缺陷，更顯示出台灣在歷史教育與國際敏感度培養上的不足。這些爭議提醒我們，公眾人物的言行必須謹慎，尤其是在使用具爭議性的符號時，應充分意識到其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以日本歷史上的慣用句“ 敵は本能寺にあり ”（敵在本能寺）為例，這句源自16世紀戰國時代，明智光秀背叛織田信長的歷史典故，經過歲月洗禮與文化演變，如今已成為“ 聲東擊西 ”策略的代名詞。這顯示出符號與短語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會隨使用者的意圖與觀眾的解讀而改變。
然而，與此不同的是，納粹符號所代表的種族滅絕與極權暴行，早已超越文化與時代的限制，其歷史意義不可動搖。因此，台灣社會亟需正視歷史教育的缺口，特別是對二戰、大屠殺等重大事件的深入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提升公眾對國際敏感議題的認知，避免因無知而誤用符號，進而維護台灣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與信譽。宋建樑事件應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反思如何通過教育與自律，防止類似爭議重演。（照片示意圖翻攝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