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坂幸太郎小說《蚱蜢》（日文原名《グラスホッパー》），初看之下或許難以與「殺手主題」聯想在一起，不若英文書名《3 Assassins》來得鮮明。但若從書中所述的生物學角度深入思考，便能發現書名背後的深意。「蚱蜢」是「蝗蟲」常見的俗稱之一，當個體數量稀少時，牠們以草葉為食、跳躍移動，看似無害；然而當群體數量密度過高，受到環境條件變化的影響，某些種類的蝗蟲便會發生轉變，包括體色、斑紋與體型大小都可能變化，也從散居型態變為暴躁、攻擊性強的群居型蝗蟲，繼而形成龐大的蝗災。
這種劇烈的行為轉變，是本書隱喻的核心，原本只是個體的「人」，在特定社會壓力與刺激下，可能轉變為構成集體暴力體系的一員。鈴木這一角色貫穿了整個故事，他為了替死於非命的妻子復仇而加入犯罪集團；而故事結構則由三位主要殺手串聯：鯨、蟬與推手。可以這麼理解，在這個殺手業界的舞台上，「不得殺人」這樣的基本道德律令已經失效，書名「蚱蜢」象徵每一位在暴力與社會體制中掙扎求生的存在。
「鯨」高大沉默，以「勸說對方自殺」為主要手段，不動刀槍，卻能使受害者因絕望而自我了斷。鯨走上人生岔路，與受到壓迫有關，而他聲稱一生唯一讀（且反覆讀）的小說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這般安排顯然不是巧合，而是對其行為哲學的強烈暗示。《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後陷入罪惡感的折磨，最終選擇自首贖罪；而鯨雖非「親手殺人」，卻無法逃避亡靈（或幻覺）的糾纏。死者重現眼前，低語不止，這或許是長期潛藏的自我質疑，也揭示了逐漸崩壞的心理。這樣的設計表明「罰」不一定來自法律，而是對「罪」的自我追問，以及對過往自我的否定。鯨與拉斯柯爾尼科夫雖身處不同文本宇宙，卻都在殺人之後經歷了無可避免的精神懲罰與倫理審判。
」蟬」擅長使刀，動作靈敏。在小說的宇宙中，殺手是一整個職業體系，也隱然有某種內部的等級排序。蟬所從事的，是即使在道德模糊的業界內也不被歡迎的任務類型，包括不分對象的滅門行動。他的工作介紹人岩西似乎只有他一個部下，蟬無暇思索自身行為的倫理評價，只關注存活與效率。他認為自己不過是受岩西宰制的人偶，完全不被尊重。這讓「罪」變成一種功能性的行為，甚至不再需要動機，某種程度上也與資本社會異化勞動的現象相似。
「推手」不使用明顯武器，而是在城市擁擠處，悄悄將人推落鐵軌或車流。他的可怕之處，在於僅需微小動作，剩下的則交由城市的混亂與人們的冷漠來完成。他認為，城市本身就像一個被激怒的蝗蟲群體，充滿惡意，只待觸發點。也就是說，蝗災隱喻過於擁擠、產生摩擦的社會情境，個體可能轉化為加害者，甚至動機也不再那麼重要。推手的存在感極低，行走如幽靈，彷彿早已被象徵化，成為體制背後那無聲旁觀的一部分。他以最隱不可見的方式完成殺人，幾乎與社會的暴力系統融為一體。
除了鈴木、鯨、蟬與推手，小說中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角色，那便是「死者」——那些雖然不在場，卻不斷以各種方式回返、干預、見證的存在。如果說，「死者」只是鯨的幻覺，那麼他們應該只能呈現鯨本身所知的資訊。然而，隨著劇情進展，這些死者的「重現」愈發具體，甚至跨越幻覺與現實的邊界，與在場活人同時出現。他們可能以幻象、記憶或夢境形式現身，甚至直接推動劇情。鯨之外，主角鈴木也始終被亡妻所牽引，她的口頭禪「也只能做了呀」在他猶豫不決時支撐他繼續前行。與其說死者是靈異現象，不如說是具體化了的內心衝突與感受。伊坂的探問，與《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遙相呼應：我們能否真正擺脫「罪的回音」？懲罰不必來自法律，它可以來自記憶、夢境或潛意識，這些形式更難逃避。
小說一開始即提出一個近乎玩笑的命題：人與昆蟲是否有別？主角鈴木原是平凡數學教師，在妻子遇害後脫離原有生活軌道。與鯨、蟬與推手相比，他不像鯨那樣操控人心，不如蟬那樣任意妄為，也無法像推手那樣冷靜計算。他是尚未轉化的蚱蜢，當群體摩擦與社會壓力逼近時，仍試圖保有良知，將眼前無辜的人與學生形象連結，也表明他內心尚有明亮的地方。
小說中曾描寫辨識幻覺與現實的界線，像是無法切換的信號燈、異常長時間通過卻永無盡頭的列車，這些意象暗示角色心理的失衡與時間感的崩壞。故事結尾，鈴木站在月台，望見對面是先前扮演推手家庭的兒童成員，小孩手上仍帶著那本貼紙收集冊。他欲舉手致意，但長長的列車通過，阻斷了彼此視線，只聽得那句「少蠢了～～」穿過了轟隆行駛的列車。他與亡妻的對話仍在繼續，而列車始終未停。
這一幕定格在幻覺與現實之間，使人無法確知那段旅程究竟是否真實，也凸顯了個體在暴力與傷痛後所面對的真實與記憶之困境。殺手故事尚未完結，《蚱蜢》最後留給讀者的，是一種彷若凝固的空間與心理狀態，人可能不再參與暴力，但也未真正逃脫其陰影。所幸，那份近乎天真的善意，與懷抱這樣的善意所共度的時光，仍有可能成為跳脫暴力系統的關鍵，也為書名《蚱蜢》帶來另一層意義：即使身處惡意密佈的世界、即使難免迷惘，人仍可能選擇不成為蝗災的一部分。
作者／傅淑萍
現為「我們的教學事業有限公司」講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部落格「樂遊原https://introduceandreview.blogspot.com/」與IG「樂遊原（@leyou_yuan）」共同經營者。曾任聯合報文學寫作營講師。曾擔任聯合盃作文大賽閱卷與命題老師。
本文章來自《桃園電子報》。原文：副刊／伊坂幸太郎《蚱蜢》：罪、罰與都市群體的暴力隱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