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無聲的焚書運動，正在香港悄悄展開。
今年4月，香港教育局更新《學校行政手冊》，要求學校圖書館主任移除所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書籍。看似行政技術細節，實則是一記警鐘：一個以審查為名的治理新常態，已經從課綱、教師、學生，滲透到圖書館書架。
如果說過去一年教育局還顧左右而言他，以模糊語言避免正面談論禁書問題，如今的指引則不再掩飾——移除、審查、回報，全套機制寫得清清楚楚。國安邏輯，堂而皇之地進駐校園文化。香港的下一代，不僅要背誦愛國歌曲，還要在去異見化的書單裡找尋知識的碎片。最諷刺的，是這場清洗發生在圖書館。那本該是知識自由流通、思想碰撞、學生自主探索的空間。如今卻要靠一份模糊不清的「國安標準」來決定什麼書能看，什麼書該消失。
標準由誰制定？誰來審查審查者？當局沒有給出答案，只說這是「維護安全的必要」。
這話我們聽得太多了。幾乎所有威權體制的第一步，都是從書本下手。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為了一統思想，消滅異端。現在香港的做法更現代、更細膩，但骨子裡，是同一套邏輯。對異見的懼怕，不僅體現在學校。就連在獄中的書本，也成為國家安全的「高敏感物品」。
近日，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公開表示，自己原本入稟法院，要求覆核懲教署拒絕讓她母親送書入獄一事。她想讀的，不是什麼煽動手冊，而是包括《弟弟》、《敲鐘者言》與《大江東去》等回憶錄與小說——不少人可能家中書架也有，誠品書店現在也還在賣。但懲教署認為這些書涉及國安風險，予以查扣。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特首李家超親自簽署證明書，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5條，表明這四本書「不宜」讓囚犯接收，還說此舉是基於監獄環境和安全考量。換句話說，這些書不是「法律上明訂的禁書」，但在某些政治人物眼中，它們已經足以構成思想犯罪的風險。
鄒幸彤說，這張「行政長官證明書」如同核彈，一出手官司就輸定了。她最終撤回訴訟，不是因為認同當局決定，而是不想讓案件變成一場政治鬧劇，還要自己倒貼訟費。
這不是鄒幸彤一個人的事。因為這四本書，也逐漸從公共圖書館悄悄消失。據媒體查證，《人民不會忘記》、《弟弟》和《敲鐘者言》如今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內，已搜尋無果。《大江東去》曾經上架，2023年也不見蹤影。這些書沒有經過公聽會、沒有法院命令、沒有社會辯論，就被消失了。它們或許還存在於個別書店、家中書櫃，但在香港的公立閱讀空間裡，它們的生命已經被終止。
這種沉默的清洗，才最讓人心驚。沒有人負責，沒有人解釋，也沒有人道歉。一切都包裹在「國安」這張萬能通行證之下。反對，就是不愛國；提問，就是挑釁；保存記憶，就等於危害安全。
但記憶不是那麼容易抹去的。近年來，海外陸續有研究機構、圖書館與社區組織開始保存香港流亡文化資料，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真真切切的書籍、文獻、影像、口述歷史。例如台灣中研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利銘澤典宬館(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甚至一些由民間自發設立的「香港書櫃」計畫，都在努力保存那些在香港被逐出公共空間的書。它們沒有在香港活下來，卻在世界各地找到了棲身之地。
明末士人李贅曾出版一本其時爭議極大，一本名為《焚書》的論著，意指封建政權早晚會將之禁毀焚燒，最終明王朝雖然禁止其刊印，但最後仍以不同的方式流傳了下來，影響極大。
今日香港欲焚之書多矣，卻永遠禁之不盡，縱使香港政府欲禁天下悠悠之口，但當香港人流散海外各地，將書保存、出版，《焚書》終有日重見天日，光明正大置於書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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