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專業、勇氣、榮譽的香港保衛戰
由大英國協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管理的香港西灣國殤紀念墳場（Sai Wan War Cemetery）、赤柱軍人墳場（Stanley Military Cemetery）及其他公墓，承載了香港保衛戰永恆的榮譽和厚重。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中，長眠著1505位為二戰時期保衛香港而犧牲的自由戰士，計1013名英國人、283名加拿大人、104名印度人、53名香港人、33名澳洲人、1名紐西蘭、1名緬甸人、72名荷蘭人和18名其他國籍的人士。近三分之一無名者墓碑上鐫刻的是a soldier。在歷史更久遠的赤柱軍人墳場，有淪陷期間的抵抗者、有死於盟軍誤炸的無辜者，有歿於佔領者殺戮的受難者……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次日，日軍進攻香港，為期18天的香港保衛戰爆發，至當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時中止。香港保衛戰中的守軍並非一些後世論者所評述的那樣是「一觸即潰、毫無戰力」。相反，守軍中的各族裔官兵在戰鬥中恪盡職守，以專業、勇氣、榮譽讓自己的犧牲變得浩氣長存，為香港的多元主義精神注入了活力。
從西灣和赤柱兩座公墓逝者的國籍中可以看到，在香港保衛戰及後來的淪陷歲月中，來自英國方面的犧牲比例最高。當時的駐港英軍例如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2營 (2nd Battalion, The Royal Scots)、米杜息士團第1營 (1st Battalion, The Middlesex Regiment)傷亡甚鉅、枕藉遍地。不僅軍人，許多來自英倫三島的民眾也在戰爭中付出了犧牲。來自蘇格蘭的Jessie Holland（中文名：賀蘭）沒有在戰前離開香港，而是選擇擔任戰地護士，在1941年的12月戰爭中為拯救難民而殉職於渡海的天星小輪上，留下她專業責任與道德情操的定格。而民兵成員多超過50歲的曉士兵團（Hughesiliers），幾乎是「長者武裝」，也在香港保衛戰中傷亡近半。
香港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本文作者提供)
來自加拿大的來福槍營（Royal Rifles of Canada）和溫尼伯榴彈兵營（Winnipeg Grenadiers），軍人有的講英文、有的是法國裔。他們遠渡重洋抵達1941年的香港，被後世讚為榮譽典範。加拿大軍人John Robert Osborn的故事在香港廣為人知，他作戰時為保護同袍、抱住日軍手榴彈而犧牲，成為盡忠職務、利他奉獻的模範。從香港保衛戰到二戰勝利，因作戰陣亡和死於拘留營的加拿大軍人比例非常之高，也因此建構了加拿大與香港的特殊情感連結。
香港保衛戰中的第7拉吉普團第5營（5th Battalion, 7th Rajput Regiment）及第14旁遮普團第2營（2nd Battalion, 14th Punjab Regiment），其軍人主要來自英屬印度。Nawaz Khan在香港北角抵抗日軍登陸時因近身肉搏而英勇殉職。機槍手Sepoy Resham Khan為了掩護同袍撤退而自己不及登船，在12月嚴寒中隻身游泳穿越香港維多利亞海峽，並在拘留營中堅持到了勝利。
因為香港的戰爭公墓、也因為以上這些不同膚色、不同國籍、不同語言的國際主義故事，香港保衛戰的記憶屬於所有信仰奉獻精神與專業榮譽的人。
守護家園、見證友誼：香港保衛戰中的華籍英兵
在赤柱軍人墳場，有一座紀念碑鐫刻著這樣的碑文：IN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MED ON THIS MEMORIAL WHO DIED IN SERVICE WITH VARIOUS ALLIED FORCES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AND HAVE NO KNOWN BURIAL 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這是為了紀念盟軍中的華籍軍人。這座紀念碑也是香港保衛戰時香港本土華籍英兵的具象符號。對華籍英兵來說，香港保衛戰無疑是反抗侵略、守護家園的戰鬥，是香港歷史非常重要的記憶和情感載體，是華籍英兵和不同族裔、不同國家人士共同捍衛自由精神和文明生活方式的抗爭。所以評斷香港保衛戰，不應刻意貶損其意義或扭曲歷史真相。
根據香港學者鄺智文在《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和《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等專著中的研究，香港保衛戰中的本土華籍英兵廣泛分佈在第22野戰工兵連（22nd. Field Company, Royal Engineers）、第40要塞工兵連（40th Fortress Company, Royal Engineers）、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砲兵團（Hong Kong and 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皇家砲兵第8海防炮團 (8th Coast Regiment)、皇家砲兵第12海防炮團 (12th Coast Regiment)、皇家砲兵第5高射砲團 (5th Anti-Air Regiment)、第965防衛砲連 (956th Defence Battery)和香港華人軍團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等部隊中。海軍方面，華籍英兵在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Hong Kong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和香港海軍義勇軍（Hong Kong Naval Volunteer Force）服役。香港義勇防衛軍救護連（Field Ambulance, HKVDC）、皇家軍械團(Royal Army Ordnance Corps)、皇家後勤兵團（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與皇家空軍地勤人員中，亦有華籍英兵。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組成尤為多元：有澳洲和紐西蘭人士，有的連隊是華人，有的連隊是華洋混編，有的連隊是歐亞混血，有土生葡萄牙人…
1941年香港即將淪陷之際，華籍英兵被英國上司長官下令脫去軍服以便逃難——因為華兵是本地人，脫下軍服更容易生存，可以避免被敵軍關押甚至殺害。這是戰爭至暗與絕望時刻中，人性最為光輝的寫照：沒有強令死守、沒有道德綁架、沒有價值勒索、更沒有督戰隊在背後催命；有的，只是對戰火情誼和袍澤生命的珍惜。華籍英兵們也沒有因此放棄努力，他們在逃至中華民國國軍防區後，或加入英軍服務團、或成為香港志願連一份子，繼續書寫守護家園的抵抗故事。
繼續戰鬥：英軍服務團與香港志願連
1941年聖誕節的香港淪陷，不是戰鬥結束，而是自由與尊嚴之戰進入了持久抵抗、與盟邦協作的新階段。
1942年5月，由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Lindsay Ride）牽頭組織、英國軍方在中華民國國軍第七戰區總部所在地廣東曲江成立了地下武裝抵抗部隊「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負責香港區域的情報、抵抗和救援工作，很多香港本地的華籍英兵參與其中。英軍服務團徽章由五種意象構成，體現合作精神：源自《聖經-以弗所書》的「救恩的頭盔」（the Helmet of Salvation）象徵信仰與庇佑；「紅花俠」（the Scarlet Pimpernel）取材於1905年英小說，代表英國的人道精神；「青天白日」標誌與中華民國的合作；「印度之星」（Star of India）象徵英屬印度；「蓮花」代表東方土地和文化的認同。
香港二戰淪陷時期的抵抗組織英軍服務圖的徽章，寓意各方友盟通力協作、並肩作戰。(本文作者提供)
直到二戰勝利，英軍服務團以曲江、桂林為大後方，一直在香港堅持抵抗。他們不斷監測香港日軍，為美軍航空隊提供轟炸座標，繪製了日軍在香港眾多位置的兵力和設施草圖，例如軒尼詩道大興鋼廠、摩星嶺防禦工事、荃灣德士古油庫等，見證了英軍服務圖的巨大貢獻。英軍服務團還不斷從事營救工作，多次從香港的集中營、拘留營中拯救港英官兵和要人。香港淪陷期間爆發饑荒，由國軍重慶大本營經由第七戰區，價發英軍服務團糧食以救濟難民。
淪陷後逃離香港的數百位香港本地華籍英兵，有作戰經驗的人士被英國方面編組成為「香港志願連」（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他們在印度受訓，隸屬於英軍的印度步兵第77旅（77th Indian Infantry Brigade），在旅長高活（Lt. Michael Calvert）率領下，於1944年前往緬甸參加了緬北反攻作戰。香港志願連官兵因通曉中英文且又是黃種人，在敵後作戰方面貢獻極大，後更被派往馬來西亞從事反攻及與當地華人接洽工作。
英軍服務團在香港淪陷期間犧牲了約80人，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黃韶本，戰時參與英軍服務團，從事秘密情報工作，被敵處決後長眠赤柱軍人墳場。在鑽石山抗日烈士墓內，陳鴻照、戴家賢、仇伙、劉江、吳德璋等5位香港人，亦是英軍服務團的華籍烈士。很多被日軍關押的戰俘因為配合英軍服務團工作而遭殺害，例如來自蘇格蘭的傅瑞憲（John Alexander Fraser）、來自英屬印度且信仰伊斯蘭教的安薩里上尉（Captain Mateen Ahmed Ansari）。英軍服務團是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歲月中堅持抵抗、協力盟邦、與國軍合作的不朽武裝。香港志願連則在海外書寫了友誼、浪漫與勇氣的香港精神。
中華民國國軍的救援與協作
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在香港保衛戰及之後淪陷歲月的抵抗運動中，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
香港保衛戰時，部分國軍第151師官兵，被港英政府發放武器，與日軍作戰。這批國軍之所以出現在香港，是因為他們早年守衛廣東虎門要塞，後在深圳一帶堅持游擊抗戰，有了「沙頭角孤軍」的美譽；1938年末在遭受日軍掃蕩後為保存力量而退入香港、進入孤軍營生活。香港淪陷後，「沙頭角孤軍」回到中國大陸，重歸國軍、繼續抗敵。
中華民國政府駐香港軍事代表陳策將軍和副官徐亨在香港保衛戰結束之際，帶領60餘英軍人士從海上突圍、得到國軍游擊隊大隊長梁永元接應和救援，最終平安抵達國軍第七戰區司令部所在地廣東曲江。陳策將軍和徐亨因此次帶領英軍從香港突圍有功，於1942年被英國政府授予大英帝國勳章（分別為爵級司令勳章KBE和官佐勳章OBE）。
按台灣的國史館史料，中華民國政府軍令部在香港保衛戰爆發時，立即製定了《策應美英作戰意見》，準備救援香港守軍。此計劃牽動國軍數個關鍵戰區。轄治廣東的第七戰區被要求集中力量攻擊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廣九鐵路線；第九戰區鎮守毗鄰廣東的湖南南部地區，被要求抽出暫編第2軍、第4軍向粵北韶關曲江等地集中；鎮守福建、浙江的第三戰區，要從福建抽調一個師劃歸第七戰區、進駐粵東；國軍第74軍、79軍規劃向衡陽集中，準備視乎香港保衛戰情形南下進攻廣州；轄有湖南西部、四川、貴州東部的第六戰區，要將第73軍調往益陽、常德。
日軍的阻擊、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香港淪陷時程提前等因素，令國軍救援目標未能達成。香港淪陷後，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與英軍服務團保持了通力合作，讓自己的轄地成為英軍服務團的後方，提供了協助和支援。英軍服務團不論是救援或情報工作，廣東一帶國軍正規軍以及由梁永元、蕭德強等人率領的國軍游擊隊，都給予了配合支持，寫下了烽火友誼。英軍服務團也曾與中共領導的游擊武裝「東江縱隊」有過合作；東江縱隊的兩個正式名稱「第四戰區第四游擊縱隊直屬第二大隊」和「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均是國軍番號、由國軍授予。
「球王將軍」、「美人魚」、救國公債與軍歌《出發》
1905年生於香港的李惠堂是香港足球名將，1930年代是中華民國國家足球隊「國腳」，有「球王」之譽。1936年柏林奧運會開幕式上，他擔任手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旗手，率領中華民國代表團入場。七七抗戰後，他在香港舉辦「足球義賽」，將門票收入支援國軍。1941年香港淪陷後，李拒絕日軍招攬，進入中國大陸從事體育救國運動。1944年，中華民國政府發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他擔任青年軍「體育總視導」，正式加入國軍。
有「美人魚」之稱的女子楊秀瓊，1919年生於香港，為泳壇健將，也是1936年柏林奧運的中華民國代表團選手，是德國《慕尼克雜誌》及上海《良友畫報》封面人物，更是193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新生活運動」形象大使。1941年香港淪陷後，她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香港的「調查統計室特別情報員」，從事對日偽人員的地下工作，1943年5月遭日軍逮捕，經多方營救後獲釋。
香港還是七七抗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和軍隊獲得戰時物資的重要樞紐。1942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發佈《國民政府令》，褒揚謝奮程、汪仲長、鄒越、石壽頤及毛文鐘等5位行政院交通部駐港人員，因5人為國家購買物資、香港保衛戰爆發時以身殉國、其忠足堪嘉勉。
彼時香港民間對抗戰的財政與文化支持持續不斷。1937年9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港發行「救國公債」，港人認購額達864萬元；1941年4月起又發行「戰時公債」，至同年10月認購額達890萬元。香港知名的嘉頓麵包廠曾連續七日不斷生產軍糧支援前線。羅旭龢爵士（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1928年創立的和聲歌林唱片公司，錄製大量抗戰歌曲，宣揚國軍英勇抗敵、抵禦外侮。他們製作的唱片中，軍歌《出發》由華文憲作詞、勞景賢作曲，由音樂家俞安斌及合唱團演唱，是歷史的珍貴記錄。《出發》在台灣流傳至今。2024年中華民國國防部紀念黃埔建軍百年音樂會上，歌唱家和軍校生合唱團高歌了《出發》，呈現了抗敵精神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得益於和聲歌林，許多原本可能湮沒或被遺忘的抗敵歌曲得以留存。
2024年中華民國國防部黃埔建軍百年音樂會上演唱《出發》。(本文作者提供)
無論時局如何變遷，中華民國政府率領全體軍民奮勇抗戰、其在香港所引發的時代迴響，是二戰暨抗戰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年的香港社會不僅是七七抗戰的見證者，更是積極的參與者與貢獻者。歲月凝鍊出的精神與信念，或可被塵封，卻永遠無法被改寫。
浩氣長存的專業與犧牲精神
在香港中環，和平紀念碑（The Cenotaph）是迄今為止每年11月「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Day）活動時敬拜的對象。當天，虞美人花香氣四溢而芬芳（Remembrance Poppy）。和平紀念碑的中文碑文是「英魂不朽 浩氣長存」；英文碑文是The Glorious Dead。
真正浩氣長存的，是「專業精神」這一香港保衛戰的道德底色。專業精神意味著責任、榮譽和奉獻，在戰爭中考驗軍人的品質；在承平時期是一個人生活的態度和立場；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危急時刻的勇氣與擔當。香港淪陷之際，參戰守軍就地埋藏代表榮譽的軍旗，以免被日軍俘獲。港英政府香港天文台台長伊雲士（Mr. B.D. Evans）、助理台長希活（Mr. G.S.P. Heywood）與同僚史他白（Mr. L. Starbuck），在香港淪陷後被日軍拘押，仍堅持每日以信紙與煙盒記錄氣象數據，留住了那段幽暗歲月的香港氣象史料，這種科學精神與職業堅守至今令人景仰。也正是這種在香港保衛戰和淪陷歲月所展現出的盡責態度，才塑造了香港戰後成為「亞洲四小龍」與遠東金融中心的價值基礎。回首香港二戰歲月，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戰火和逆境中履行責任，無數感人的故事提醒後人：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下，對於專業與高貴的堅持，依然是晦暗時光中最柔韌和最久遠的力量。
香港中環的和平紀念碑。(本文作者提供)
1941年香港保衛戰以及淪陷歲月的反抗行動，是跨國界、跨族群、跨背景的共同壯舉。他們與美國盟軍、中華民國國軍密切協同，建構了最堅韌的自由軍事同盟。這些自由戰士的構成多姿多彩、他們捍衛的價值與家園也多姿多彩。這種多姿多彩，是香港的魅力和迷人所在。香港二戰歷史的意義，不僅在於軍事上的抵抗，更體現在參與者對自由、專業與榮譽的高貴信仰。狹義的「香港保衛戰」當然是1941年12月8日至當月25日的「18日戰爭」，不同國度、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信仰的軍人們在這18天中不是為殖民地和宗主國而戰，而是為自由、家園與尊嚴而戰。淪陷並不意味著戰鬥的結束，而是另一種戰鬥的開始。廣義的「香港保衛戰」不僅有「18日戰爭」，還有淪陷歲月裡英軍服務團、香港志願連、諸如李惠堂和楊秀瓊等各種抵抗力量及人士持續在香港、在國軍的中國大陸抗戰前線和盟軍印緬戰場進行的各種形式反抗、作戰、營救、情報與其他輔助工作；這一切奠定了深厚的戰火情誼，更是二戰太平洋戰場、香港在地與國軍抗戰歷史的寶貴交集。
而今人更應警覺這段歷史可能面臨的湮沒或扭曲。
歷史真實不可妥協和售賣，乃其由道德、生命與時間所鍛造，無價程度不可估量。正因為如此，那些當年來自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屬印度、緬甸、英國本土、美國的盟軍官兵，來自中華民國的國軍健兒，以及為了反對侵略而投身救亡熱潮的香港各界人士與民眾，其姓名才被永遠鐫刻在二戰暨抗戰歷史的豐碑之上，流芳百世。
The truth of history brooks no compromise nor sale; it is forged of the very elements of morality, life, and time, its value beyond all measure. For this reason, tho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Allies of World War II — from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British India, Burma,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ogether with the valiant soldiers of the ROC Armed Forces and Hong Kong people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atriotic cause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have had their names forever inscribed on the great monument commemo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ir glory enduring through th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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