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坐捷運，見到一對夫妻帶著兩個小孩，一橫一直，橫的睡覺了，直的安坐位上。他間中會左右張望，但舉止非常安定。看到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難得有小孩坐下時居然不玩手機。第二是回想起我小時候，每逢坐地鐵都異常興奮。因為車廂就像樓下的公園，有吊環可用手抓緊半天吊，也有扶手柱子可以捉住旋轉。現在回想，不理解當時父母為何沒有阻止，或者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又或是我的情況已經超出控制範圍。
我覺得小孩生性都頑皮好動的，起碼我小時候遇到的朋友大多是這樣，但我特別嚴重，而且毫不聽話。無論學校還是在家，只要有人要求我做什麼、怎麼做，我偏向相反方向走。有一次到家附近的小學面試，媽媽非常希望我入讀此校，因為距離很近方便接送。據我媽憶述，面試期間本來老師說我成績優異，入學應該沒問題。最後我卻不知少了那條筋，在快結束時把桌上筆筒內的筆都翻出來把玩，面試結果可想而知。
類似的羞家(出醜)事件還有很多，例如突然在路上狂奔、在電梯內往死裡跳等。偶然父母會阻止，但多數都會讓我發瘋，等我累了、無趣了自然停下。因此我沒有什麼羞恥的感覺，很喜歡在課上講幹話回答問題，逗得同學哈哈大笑。老師有時似乎樂觀其成，畢竟問學生問題時，最怕空氣突然安靜。當然，老師和父母都有管教我守好基本禮儀，除非遇到危險情況，否則都甚少在我發瘋時對我喝罵或制止。
台灣管教孩子的方式似乎比較嚴格。雖然我沒有長期觀察台灣家長和老師是怎樣教育孩子，但從大學與同學相處中，可以感受到他們有種被壓抑住的感覺。例如在課堂上老師向大家提問，還是鼓勵學生提出問題，現場總是一片沉默，大家面面相覷。當初入學遇到這個狀況，我通常都會衝出來「大腳解圍 ( 足球術語 : 指比賽中球門受到威脅時，防守球員將球踢出危險區的意思 ) 」，舉手回應老師，好讓課堂繼續。
當時還是疫情期間，需要線上上課，同學們都未曾正式碰面。有天在宿舍走廊，一個陌生同學忽然跟我答話，原來是我的同班同學。他說因為我在課堂表現主動，所以特別印象深刻。在分組報告的時候，上台發表總是一個專責崗位。報告同學完全不用參與資料搜尋，或製作PPT的過程，只需要拿著其他同學的成品上台講。這個現象對我來說非常驚訝，在香港大家都會覺得要公平分工，所有工作大家都要參與，包括輪流上台發表。由此推測，台灣的教育甚少鼓勵學生提問，或是有某種規範，令學生不敢在課堂上發言。
在小學讀書時，曾經有班主任為了鼓勵同學們上課發問，推出提問獎勵計劃。每當同學在課堂上發問，就可以獲得一個印章，儲齊三十個就可以換取精美文具。班上隔天彷彿變成問答大賽現場，每堂總有半班舉手搶答或提問。但也有些副作用，有些同學會亂問問題胡鬧，例如突然舉手問老師時間，想說這樣也算有提問。
常有在台就學的香港朋友分享，覺得台灣的大學有點像中學，上課都是一言堂，學生都安靜的坐著。香港的大學環境充滿競爭，上課場地雖然大，但總有一堆學生坐在最前面，表現積極。當然不乏一些「戲子」，為了搏取教授給分數，裝作認真上課，暗地裡卻經常 Freeride。但總的而言，上課經常會有師生互動，課堂氛圍較開放自由，這可能也連接到香港的「執生」精神，就是重視變通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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