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村社創統：俄國共產革命的東正教因子
俄羅斯是當今世界除了美國之外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向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改變了歐洲、亞洲和中國的歷史與命運；文化上，俄羅斯誕生了一大批影響世界文化的藝術家、思想家、科學家。因此，探討當代中國的極左思潮，完全不能忽略俄羅斯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
17世紀中葉，全俄東正教大牧首Nikon（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發起了教會改革。如今很多互聯網速食文章，將他的改革簡化為「兩個手指劃十字」Vs.「三個手指劃十字」的對抗，這顯然是過於粗略甚至幼稚了。
實際上，這是一場影響人類命運的改革。透過改革，Nikon讓俄羅斯東正教變得不再有希臘、拜占庭的人文主義內涵，而是徹底走向了本土化的紀律與服從；東正教會原本的自主獨立精神，被服從牧首領導的集權聖統制（Священноначалие）所取代。
很多人認為，Nikon的改革是強化教權、抑制皇權，所以改革成功後的他，功高震主，因而遭到沙皇流放。這其實也是一個巨大的誤讀。Nikon的改革摧毀了教會原本的自由精神，這反而強化了沙皇的世俗統治。Nikon固然強調上帝的至高無上，這看起來和羅馬教廷沒有分別。但現實中，羅馬教廷的教皇國擁有強大實力，而且羅馬教宗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所以它的「教權高於皇權」，是有強大的世俗和精神後盾。但在俄國，《聖經》、佈道和教堂的鐘聲，並不能為東正教會帶來實際的政治地位。相反，上帝在人間的代表不是東正教牧首，而是沙皇。Nikon個人命運悲慘，但他的改革成果，被盡數保留。他的人生軌跡，實際上複製了中國古代的商鞅。
Nikon的改革給俄國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不滿改革的東正教信眾脫離官方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分裂教派（раскол）。分裂教派更信奉傳統、更相信教會的本質是人民、百姓——這是上帝救贖的對象、也是教會在世間的磐石。Nikon的改革在分裂教派看來，背棄了人民大眾、背棄了東正教的精神、全盤接受西歐的宗教文化。所以，分裂教派在俄國農村很受歡迎。後來的俄國多次農民起義、十二月黨人革命、民意黨人的暗殺、1905年革命、1917年大革命，都是以分裂教派的信眾作為群眾基礎的。
俄國分裂教派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勢力聯繫緊密並成為其思想和群眾基礎，有其深刻歷史脈絡。俄國歷史上的農村是以村社（общи́на）為組織形式。它類似於一種帶有公有制色彩的農莊，它的存在是俄羅斯農村社會結構穩定性的紐帶。這種穩定鏈條上，東正教及其代表的斯拉夫文化起到了精神作用；而沙皇則被當作慈父一般的保護者、是廣大農民利益的代言人。這樣的農村制度，被視為「村社社會主義」，頗受俄國歷代思想家讚揚。所以，當俄羅斯在近代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後，原有的農村穩定性被打破，民變此起彼伏。既然舊的沙皇不再保護人民，那麼大家就去尋找新的、能代表人民的沙皇。
Nikon改革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由他確立的東正教組織、運作形態，影響了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建構、等級制度（例如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的階層模式）、批評與自我批評（東正教中的懺悔文化）、領袖崇拜（懸掛聖人畫像）、保留列寧遺體（教會的聖人骸骨崇拜），都和東正教傳統有莫大關聯。後世的我們發現，把莫斯科塑造為基督教的「第三羅馬」，和將莫斯科當作「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1848年充當「歐洲憲兵」（Жандарм Европы）的沙皇，到處撲滅歐洲人民的革命火苗；這和1956年衝入匈牙利、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軍隊，也是毫無分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正教與布爾什維克相互的對抗，其實是延續了沙皇教會與分裂派教徒的對抗傳統。
近代至今，俄羅斯一直嘗試向西歐模式的現代化轉型，但每一次都遭遇失敗。這些現代化的努力包括著名的沙皇彼得一世改革、女皇葉卡捷琳娜的開明專制、1861年廢除農奴制度、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失敗後的實行君主立憲等。甚至1917年的大革命，俄國精英也是試圖建立一個共和國，但最後卻進入了比沙皇更加專制的史達林時代。1991年，俄羅斯人推翻了共產政權，又一次嘗試走向西方，但蒲亭的統治讓一切變得不可能。
俄羅斯何以如此呢？以西歐模式為樣板的俄羅斯現代化一次次失敗，其根本原因便在於以東正教分裂教派價值為核心的歷史傳統。近代以來，為了應對西方文化和思想的進入，俄羅斯出現了著名的斯拉夫主義流派。這一學派基於信奉東正教的立場，主張俄羅斯歷史、文化的獨特性，所以不能夠模仿西方的現代化。因為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介入，讓俄羅斯人特別是農民充滿了不安全感。在十九世紀初期，有俄羅斯官員依據斯拉夫主義的學說，總結俄羅斯的社會乃是三位一體的結構：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仔細觀之，這種傳統直到今天，並未在俄羅斯發生變化。即便在反宗教的蘇聯時代，不過是以史達林模式的共產主義暫時取代了東正教而已，但是在專制制度上，史達林比沙皇有過之而不及。但最為諷刺的是，主張大眾民主、全民參與政治、反對宗教控制的馬克思主義，到了俄羅斯之後，卻被異化成為另一種模式：人民遠離政治，權力集中於精英，瘋狂的領袖崇拜。這就是俄羅斯傳統的體現。
1917年俄國的共產革命，與其說是一場西歐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的革命，倒不如說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追求村社社會主義的東正教保守派發動的一次回歸傳統的革命。在這群革命者眼中，被推翻的沙皇不過是崇拜西方文化的俄羅斯罪人。如今，蘇聯共產黨和沙皇統治一樣，已經垮臺，但是俄羅斯依然沒有進化成一個歐洲式的現代國家，仍舊是強人的極權統治，東正教會也繼續配合這種統治。
東方的迴響：毛澤東與他的「大眾理想國」
俄羅斯的現代化失敗了，但它留下的精神遺產卻深深影響了中國——紅旗下的大眾崇拜與回歸傳統。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將崇拜民族傳統、集權、人民作為核心內容的俄羅斯共產革命精神遺產，反而最終在中國發揚光大，其影響力持續至今。
一直以來，毛澤東被視為反傳統的代表。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非常著名的革命家，也是激進左翼思潮——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領導者，更是1949年之後紅色中國早期的最高領導人。今天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對毛澤東的評價呈現出兩極化的狀態。這固然與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出現的大饑荒、文革、反右派運動等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有關。在當今中國，毛澤東本人是否需要為這些事件負上全部的責任以及這些歷史事件本身的前因後果與評價，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有不同的反應。學者Chang-tai HUNG（洪長泰）所著的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認為，1949年之後的中國，是一個和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同的新政治帝國；紅色中國政治的特色是反對中國傳統、反對現代化、反對地方自治和個人權利；呈現出的社會樣貌乃是政治的高度集權和個人自由的消失。
但很多中國研究學者忽略了一個情況：中國傳統，是一個非常龐大、多元、複雜的範疇；今人所理解的反傳統，其實是反儒家傳統；但毛澤東對中國文學的喜好、對法家文化和治國理念的推崇，可謂無人能及。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中，「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尚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以對古代君王的告誡是：天命靡常，以德配天。也就是說，因為人民的訴求是上天一定會滿足的；而上天對君王的眷顧不是永恆的，君王必須用德行來匹配上天。簡單地說：天子，不是千秋萬世的。所以，毛澤東並非反傳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中國古代頌聖文化一脈相承。他本人親手鍛造的「領袖—人民」的權力關係，與中國古代「天子—萬民」如出一轍。
1949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文化是在一種集體主義和標準模式的日常運作中來建構新社會的具體樣貌。首先，從個人物質生活層面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的物質主義和物質崇拜生活模式被一種集體主義原則指導下的禁慾主義所取代。物質享受成為了受到批判的對象，個人的生活享受也不被新社會所接納，取而代之的乃是將個人價值融入到集體的美學空間中。其次，西方特別是西歐和美國文化為代表的流行元素漸漸消退，一種融匯了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和蘇維埃俄國文明的新式文化開始在中國逐漸流行起來。這也是中國步入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必然結果。另一個不能夠忽略的因素乃是強烈的國民國家意識。與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時期待現代化和全面西化改變中國社會不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從精英階層到大眾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教育中，西方社會已經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是中國一百多年來遭受侵略的元兇，是造成中華民族苦難悲劇的根源。
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包括戲劇、古典音樂、文學在內的文藝，是文化社會精英的生活方式。當時的中國社會識字率並不高，大多數民眾是文盲以及生活在貧困狀態中；那時的文藝作品即便是反映民眾悲苦生活的，也無法被普通民眾所欣賞。毛澤東抓住了這一點。左翼紅色政權在理論上的基礎乃是民眾，因此為了維繫這種群眾基礎，革命藝術的教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中國在1949年之後一方面開始掃除文盲運動，同時也透過讓紅色文藝作品深入民眾、深入基層。他更透過各種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讓中國傳統的鄉紳和知識分子階層邊緣化，傳統文化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話語權，這是過去的中國歷史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因此，毛澤東給了中國底層民眾一種形式上、觀念上的平等身份。他強調人民話語，批評劉少奇領導的文化部門脫離群眾，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死人部」；他譴責周恩來領導的衛生部忽略了農民利益，是「城市老爺衛生部」。這些批評，直到今天，都會讓很多中國人產生強烈共鳴。他塑造了一種理論上的大眾理想國。雖然我們很清楚，在毛澤東塑造的這種形式平等的背後，仍然是17級幹部待遇差別的實質不平等和特權，他的夫人江青依然可以欣賞普通中國人看不到的歐美電影，但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身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因為這種形式上、觀念上的身份平等，讓普通中國人獲得了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表面尊嚴。
和俄國分裂教派追求的村社社會主義、作為人民保護人的沙皇、斯拉夫傳統一樣，紅色中國早期的這種表面尊嚴和公有制的社會生活方式中，領袖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政權，是人民的代表、化身、保護者。故而，塑造表面尊嚴感，可以說是毛澤東年代最為成功的革命策略，透過這樣的手段，毛澤東不僅對內讓毛式社會主義的紅旗在中國飄揚，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外則讓亞非拉國家的民眾對他崇拜有加。當中共開啟改革開放，使得弱肉強食的叢林市場法則開始大行其道時，在改革中再度失去了尊嚴感、失去了保護的人，自然會懷念毛澤東。
極左向何處去？
中國大陸的極左並非西方意義上的極左，其特徵是：反對和壓制個人自由、限制個人財產和民營經濟、文化上呈現極端優越感、國族認同上屬於排外型民族主義；同時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壓制不同意見。但同時，面對貧富差距、學校食堂將老鼠頭狡辯是鴨脖、官員腐敗、用工業油罐車運輸食用油等等問題，中國大陸極左的批判聲浪和強度絲毫不亞於中間偏右的自由派。而極左本身用來文宣和群眾動員的語言，往往通俗易懂、簡明扼要，所以這種意識形態的擴散，有其深刻社會脈絡和民眾基礎。所以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種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自由派似乎只能進行啟蒙傳播，但最終能夠影響大學生、工廠工人並發起街頭抗議的，反而是極左。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罷工發生後，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曾在英國BBC發表題為《深圳佳士工人維權的兩大意義》一文指出：左傾已經成為中國青年人中一股與日俱增的潮流。
或許在今天這個時代，極左是以紅色共產主義面貌出現，而到了明天或者將來某個時期，它又會以別的政治、宗教、民間結社或是政治流派面貌出現。因為它的源流其實是中國傳統。這樣的例子在世界各國其實屢見不鮮。在阿拉伯國家中，經歷了世俗化威權統治的政體終結後，取而代之的不是民主派，反而是穆斯林兄弟會或伊斯蘭宗教派別，馬來西亞歷經多年民主化與轉型運動，青年人反而大量支持回教黨。因為他們都帶有傳統的均貧富和公有主義特色。
所以，與中國極左的拉扯，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歷史已經證明，極左絕不可能讓大家均富，只能夠讓大家一起貧窮，更無法把蛋糕做大、也不可能讓大家變得富裕。抵禦這種思潮的最好且唯一的路徑，就是縮減貧富差距、讓社會形成一個穩固的中產階層、且打開階層流通的通道。然而，今天的中國是否已經做到呢？這個答案就見仁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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