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的詩歌：從哀歌到讚美歌，紀念六四主題不變
近年，日本文學季刊《橢圓》特設《海外詩歌》專欄，譯介外國詩歌。
這個早春的寒夜，我譯介了王怡的幾首詩。
2005年，王怡被中宣部列入被封殺的寫作者之一，他的公共寫作陷入半停頓狀態，轉身專心整理1994年至2001年的詩作。王怡在信主前曾自印過詩集《秋天的烏托邦》。以《作為救贖的詩歌史》為《後記》，記錄了早期以詩歌方式內審心靈、精神掙扎的痕跡和寫作的信念。「寫詩，就是與一切神秘的和無限的事物做愛。詩歌與上帝為敵，是無神論者、個人主義的救贖之道」。但由於電腦操作失誤，八年間的詩稿文檔全部喪失。
2005年信主後的王怡帶領家庭教會，2008年辭大學教職，全職服事教會，2014年自印《大教堂—二十年詩選》，作為「聖約公益叢書」之一。
這本詩集約有五百首詩歌，分為《上編：重生》，《中場：沉默》，《下編：死亡》。按照受洗重生後往年代前編輯。因此，《下編：死亡：從2000年：死亡第27年》到《1994年：死亡第21年》為哀歌。《上編：重生》從《2014年：重生第10年》到《2006年：重生第2年》。
王怡將詩歌分為哀歌與讚美詩，哀歌是無神論掙扎在審美與信仰之間的救贖，詩人在尋找靈魂救贖的艱難歷程中，全部的自尊和內心的脆弱之間的張力是哀歌最迷人的氣質。哀歌的極致，就是讚美詩的開始，讚美詩是信仰者的救贖之路。
因此，王怡的詩歌，信主前，屬於「哀歌」類，「哀歌是我作為罪人的史記，作為懺悔者的口供」。信主後屬於虔誠的讚美歌，是對寫作者這一身份的悔改。因此，王怡的詩歌是從哀歌到徹底的哀歌，扎心的個人精神的懺悔錄到復活重生之後生命成長的記錄和蒙神喜悅的讚美，從驕傲的自我敬拜到謙卑的對神的敬拜，「也是一個破碎和攻克己身的過程」。
但無論是「哀歌」，還是「讚美歌」，紀念六四天安門的受難者是王怡詩歌的主題之一。比如，1997年6月4日這一天連寫了三首《六月四日：致受難者》；《六月四日：致流亡者》；《六月四日：致倖存者》；2014年《六月》（組詩），《屠殺》。《廣場》等。
只有蒼蠅和飛蛾，在廣場聚集
只有它們還能聞到二十五年前的味道只有它們沿著空中的軌跡，閉上複眼
從幾千米外，承受了拆遷和廣告的探視在當年蔣捷連倒下的地方
吊唁。憧憬著當初青春的血漿。
然在被四處安插的便衣猝不及防地撲上來之前，聞到地獄血腥氣息的蒼蠅和飛蛾，努力地追趕過去的時光。
2016年6月4日一早，收到他的詩歌：
我住在一個命運裡
墨水已經乾了
明天，如果我還配活著
讓我們渡到河那邊去吧，
請賜下鴿子的翅膀拍醒我
請給與我們方舟
和長滿樹葉的天空
當天下午，「國保」就來到「秋雨之福」教會，傳喚了王怡和十幾名信眾。
出生於1973年的王怡，六四天安門屠殺那一年還是初中生，卻經歷了精神上的成人禮。劉曉波在王怡的《美德驚動了中央》的萬字《序言》中寫道：「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識分子通過網絡而現身，從六四屠殺的血腥中，他們覺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騙和殘忍中，從反抗奴役的民間維權中，他們獲得內在的勇氣和明亮。『六四的孩子』必將在與恐怖、與殘忍、與謊言、與犬儒的對峙中成長」。
王怡成為「秋雨之福」家庭教會牧師後，將6月4日設為「禁食禱告日」，他和教會也因此受難。
朋友圈的變化
九十年代師兄摩羅的《自由的歌謠》，《恥辱者手記》像暗夜裡的一束光，照耀與啟蒙了六四天安門後追求自由的一代而成為北京文化名人。那時，我正在讀第二個碩士學位，以文革時期的地下寫作為研究主題，跟隨摩羅進入錢理群、余杰等自由文化人的圈子。
2001年3月，廖亦武以老威為筆名公開出版了兩卷《中國底層訪談錄》，我正在北京，參加了摩羅、余杰等人在國林楓書店舉辦的《底層》研討會。會後，餘興未盡的一夥人又去了京郊的大覺寺，廖亦武現場吹簫，朗誦了他的詩歌《大屠殺》。
第二天，余杰帶廖亦武到我們泊宿的清華園內的招待所來聊天，廖亦武送給我們一套他的《底層》，在扉頁上題字：「相逢於亂世」，還送了一把在監獄裡的老簫，刻有「泣血成聲」四個字。
再後來，通過廖亦武，認識了王怡和劉曉波。
短短二十年光陰，朋友變的變，散的散，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天各一方，恍若隔世。
摩羅從自由主義走向民族主義，從反抗專制的「惡魔」變身為某黨主旋律的鼓吹者。廖亦武和余杰分別流亡德國和美國，劉曉波2017年死於所謂「肝癌」。王怡自2018年12月9日被抓，2019年12月26日被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經營罪」判刑九年。
從成都地下文學沙龍談地方記憶和歷史記憶的中央集權化
2005年初春，我去貴州、成都等地尋找文革時期地下文學沙龍的倖存者以及油印刊物。王怡還是成都大學的青年講師，並擔任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副秘書長。他帶我們訪問了成都文革時期重要的文學沙龍、《野草》的主編陳墨先生。該沙龍大約形成於文革前的1963年，絕大多數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類」、「灰五類」，互相傳閱禁書和手抄本，編輯（手抄）詩友們的《空山詩選》。1979年創辦了刻鋼板油印本《野草》，這是成都地區第一本民刊。
陳先生為避開「文字獄」，文革時期的詩歌標誌的年月都是民國時期，筆名有幾十個。當時我認為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雲裡霧裡，莫辨真偽。陳先生說，這正是地下文學能夠險境存生的原因，《野草》被抄家時，只有一位同仁用的真名真地址，結果公安局一下子就查到他。
王怡介紹說，從第89期起，「老右派」流沙河先生的夫人吳茂華、廖亦武、王怡、余杰等自由知識人以及海外朋友參與的《野草》，籌備出關於張獻忠入川大屠殺專輯的第93期，有他自己的《大屠殺與外來政權-成都大屠殺360週年祭》，還有余杰、廖亦武等人的文章，刊物出來之前，已經有人貼在網上。「上面」疑心暗鬼，害怕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老右派與新生的階級敵人聯手，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15週年，「煽顛」政府，於是先下手為強，將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扼殺於萌芽之中。陳先生被抄家，還藉以經濟問題為由，抓走了陳夫人。陳先生在外面躲了幾個月，剛剛回來。
王怡認為出事的主要原因在於當局恐懼《野草》從一個文學組織轉變為半文學、政治性組織。而今世人只知北京的《今天》，而不知成都的地下文學沙龍和《野草》、不知貴州的黃翔和啟蒙社，存在一個文化資本的霸權問題。成都文學沙龍寫作，從藝術上並不亞於「朦朧詩」。縱觀四川歷史，古蜀王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於中原的政治文明，被外來政權反復侵略的歷史。四川的外來政權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中央集權體制有效時的「異地為官」，一種是中央集權體制崩潰時的地方割據。成都特殊的地理、歷史、文化環境和土壤孕育並澆灌了《野草》的成長。中央集權罪可怕的一面，就是將歷史記憶和知識系統中央集權化、抹殺地方記憶，服從「偉光正」的宏大敘事。這種模式，成功地培養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崇拜者。
我將這次訪談的一部分整理翻譯成日文發表在中日雙語文學刊物《藍·BLUE》上。（2005年總第18·19合刊號）。
後來王怡在第七十一屆國際筆會年會上的演講文《我們不是作家，是人質》中提到這次訪談：「我的一位朋友，從1979年開始主編一份民間文學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雜誌被抄家。他在接受國外文學研究者的採訪時，拒絕透露刊物同仁們的真實姓名。數十年來，他以筆名與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反而不顯，他的真名，幾乎只留在政府頒發的各種證件、各種隱秘的檔案中，只留在那些被專制權力管轄的領域。換句話說，當他以真名出現的時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個人質，他的筆也不是筆，而是一副鐐銬。筆名是什麼，筆名就是自我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險之外，筆名是卑微地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個國度的護照。在一個不允許自由寫作的制度下，筆名是他唯一與靈魂同在的名字。對我這位朋友來說，他選擇以另一個名字行在世上，意味著她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貴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權利的壓制下的，是不由這個世界統治的」。
「黑皮書」—皮黑，骨黑
王怡送給我剛剛從印刷廠搶救出來的四本「黑皮書」。這四本黑皮書是王怡搞地下出版、爭取言論自由的嘗試。
據說「國保文化稽查隊」正在清查法輪功的宣傳品，突襲了郊外的小刷廠。儘管這四本黑皮書跟法輪功毫不相干，但當局認為「黑皮」封面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一併沒收、銷毀。一部分已經提前網絡征訂，當局又稽查了快遞公司。幾捆運到王怡家的，「國保」也聞風而至，王怡和蔣蓉與「國保」鬥智鬥勇，一個堵門，與「國保」糾纏，一個迅速轉移，只有少數 「黑皮書」逃離魔爪。
熟悉法律的王怡當然不服，試圖以法律為武器跟當局講道理，對當局的「非法出版」定罪申請行政復議，結果是螳螂擋臂。
這四本「黑皮書」是王怡的《美德驚動了中央》（應該是「美得」， 甚至來不及訂正。取自文集中的一篇，該文最後一句「自由就是雪夜閉門讀禁書，不會驚動日理萬機的中央），汪建輝的實驗小說《有沒有》，康正果的《我的反動自述》。廖亦武的紀實文學《中國冤案錄》第一冊。王怡代汪、廖二人簽名送我。
冉雲飛定義「黑皮書」的意義是，在一個出版不自由的國家，沒有出版社也沒有內部准印證，這四本是典型的「黑書」；沒有任何設計，全黑色裝幀，故而叫「黑皮」，「黑皮」還只是表面上的黑，還有作者骨子里的「黑」。我以為正是王怡的「不服從的江湖」的「黑」。
我擔心過海關時這幾本「黑皮書」被劫，用黑毛衣裹了幾層放進行李箱安全帶出。
「黑皮書」的一部分被翻譯成日語，刊載在《藍·BlUE》上，2008年，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出版日文版。
「無限的事物被我第一次看見」
2005年王怡在被逼迫的華南教會姐妹虔誠的臉上， 「無限的事物被我第一次看見」。王怡和蔣蓉開放了家庭查經，並成立「秋雨之福團契」。2007年，首次受到成都市宗教局的衝擊。
2008年5月，正式成立「秋雨之福教會」。8月，通過修訂的《治理章程》，9月，王怡等起訴成都市和雙流縣宗教局，成為中國家庭教會起訴宗教局的首例案。
2008年12月，王怡在兩份歷史性的文件中簽名：一份是《零八憲章》。在離開講台的最後一堂課上，向學生們朗讀了《零八憲章》，並告訴學生，講台上的自己正是《零八憲章》的簽署人。
另外一份是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了由神州傳播協會舉辦的「一代人的見證」大會上發表的《舊金山共識》。這份文件明確了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以及基督信仰所承擔的歷史使命。
2009年的聖誕節，我在成都度過。
12月24日平安夜，遭到國保種種手段的騷擾。先是封鎖教會，後來國保又強占租借場地的座位，最後，只有不多的信徒進入了平安夜禱告會場。但王怡仍與信徒劉曉波，為良心犯，為監視的國保內心有平安而禱告。
12月25日聖誕節這天，劉曉波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顛罪」判處11年徒刑那天，王怡、蔣蓉、余杰、廖亦武、冉雲飛我們幾個在成都的一家小餐館，一起經歷了那個至暗痛苦的時刻。
2016年9月，我跟廣州的朋友約定去成都旅行。我們泊宿「秋雨之福」王華生牧師家。王牧師的女兒在日本工作，他來探親時帶來王怡送我的書和李思琳的CD專輯《奇異恩典》，王牧師曾在我們的文化沙龍介紹過「秋雨之福」以及中國家庭教會的歷史與現狀。
我們參加了王怡講道的主日崇拜。那時「秋雨之福歸正教會」已經搬入新堂，兩間大房子拆開中間的移動門並成大禮堂，黑壓壓地擠滿了人，走廊上都水洩不通。上午和下午兩場，加起來有五百多人。不少人自我介紹來自數百公里的外地，乘坐長途汽車或火車風塵僕僕而來，也有從官方「三自」轉會來的。
國外媒體以及人權、宗教自由的學術研究，更多地關注信徒被迫害和信仰的自由問題上，對中國家庭教會內部問題，不知或佯裝不知，或者實在不知，即便知道一些，也不敢暴露，尤其在家庭教會受到迫害的時候，客觀地指出問題，可能會被當局利用。
依照王怡在家庭教會中的克里斯馬人氣和威望，有人擔心會不會成為手一指，人馬死的「新教主」。當局的政治打壓造成的地下教會的關門自閉，秘密結社，脫離正統而異端，牧師高踞全體信眾之上，由等級家長制，排斥異己而形成個人崇拜，專制獨裁。
廖亦武在《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寫過一位自稱「朕的十萬臣民擁戴下登基」的禿頂「天子」，是個民間野心家，被當局以「反革命罪」判了無期徒刑，在監獄裡這位「皇帝」仍要求別人稱自己為「陛下」。
中國這片古老土壤滋生大大小小洪秀全式的「天子夢」，黃袍加身的皇帝情結。
當晚去了王怡家。蔣蓉叫了外賣盒飯，炒了青菜，泡了綠茶。
我們談到很晚，內容也很廣。
首先我談了信主之後的問題。站在制高點上，自以為有了神的話語權，有了論斷他人的資格，老是惦記著改造別人的靈魂，成了「神棍」，而中国讀書人的救世主情懷，很容易滑向神壇教祖。
王怡談了自己確立信仰前後的心路歷程。信主前作為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人和大學教師的自傲和狂狷，自以為公義的代言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經歷內心的掙扎和虛無，信主後，寫作成為恩典的領受。民主和自由並非生命價值的本身，終點不再是政治。無疑，作為基督徒，對任何非自由、非公義的事，不會掩面側視，不會袖手旁觀。他定義自己為「新黑五類」-異議作家、維權律師、家庭教會牧師、網絡意見者、弱勢群體。
他認為在當代中國，基督徒本身就是一個群體性事件，在未來中國的公民社會形成、政體轉型中可能具有的先行影響，比如，基督徒社區的形成與公民共同體、結社與集會的自由、出版與言論的自由、教育的自由，普世人權的價值觀與基督徒的擔當和義務等等。
王怡介紹「秋雨之福」由一般的福音派家庭教會轉型為改革宗家庭教會，將加盟改革宗華西區會。「秋雨之福」設立包括「良心犯家屬基金」等專項基金。
談到如何防止教會領袖個人權威膨脹與偶像化的問題時，王怡認為培養信眾日常生活與教會生活的平等、自由、民主習慣之外，教會內部的會友制、長老制、堂會，區會的聯邦制度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信眾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長老團內的分權制衡，堂會的《治會章程》對權利和義務有明確的分工，財政的透明。
在談及基督教古典教育與聖約歸正學堂時，詢問日本的教會大學的教育傳統與實踐。我告訴他，我剛從某教會大學辭職。我曾無限憧憬能在教會大學教書。但幾年下來，沿用張愛玲的話，「一襲華美的袍，裡面爬滿了虱子」，非常失望，鬱悶，對人性也充滿了懷疑和否定。對我的困惑與挫折，王怡並沒有大道理說教或指責，帶我看了他滿抽屜的電影光盤，介紹起電影。
蔣蓉始終微笑地坐在我身邊。
「還記得這張桌布嗎？你以前送我們的，我們家日本元素的小可愛，都是你帶給我們的」。绛紅色的印有花鳥風月的京都西陣織餐布，我早就忘記了，蔣蓉特意拿出來。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福島發生複合型大地震，王怡在社交媒體上擔心「我的日本朋友燕子夫婦」的安危。又在《每週牧函》上寫《日本人與你何干》：提到「我和日本人的關係」中提到我們，參加過江水信堂的主日崇拜。在冉雲飛被羈押時呼籲奔走，並動員一些日本律師，簽署了一份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他的呼籲書。
王怡和蔣蓉從沒來過日本。2009年，慶應義塾大學曾邀請王怡來參加一個主題為中國民主轉型中的公民社會、維權運動、宗教自由的學術研討會，蔣蓉父親有疾，且「秋雨之福」受到打壓，當局以停電、停水，不續借房等卑鄙手段阻止信眾禮拜，信眾們就在河邊舉行露天集體敬拜。王怡說，教會有難，他不會離開。
那個秋天過去之後又過了整整七個秋天，再沒見到王怡和蔣蓉。
雖然被屏蔽是家常便飯，但還能斷斷續續地收到王怡的微信和詩歌。直到2018年12月他被抓走。
從那天算起，到2027年，還有三年半他才能「刑滿出獄」。蔣蓉和他們唯一的兒子小書亞怎樣呢。王怡說過一家人要在一起，絕不分離。
我們有一個家
家裡有三個房間
悲傷的時候
我們哭了三次
爸爸一次
媽媽一次
書亞一次
之後
我們牽起手來
全家說了三次
哈利路亞
願榮耀歸於
聖父、聖子、聖靈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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